书摘-非理性的人

书音 · 2022-01-06 · 737 人浏览


《非理性的人》
作者:[美] 威廉·巴雷特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11-01
ISBN:9787532759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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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24 条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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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到了今天,东方人从事哲学研究的动机仍然和西方人完全不同:东方人为哲学费神的惟一动因是寻求解脱和宁静,摆脱尘世生活的苦恼和困惑。哲学决不能够放弃这些原始的要求。这些要求是过去的一部分,是永远消失不了的。

这是不是也同时表示为什么东方喜欢将儒释道放在一起,因为大部分人都是想通过这些哲学来找到自己精神的出路。其实我并不觉得释迦牟尼当出是为了每个个体的解脱和宁静而放弃自己的地位和家庭,他似乎想寻求一个大一统的理论来让人类整体摆脱痛苦。个体哲学在多大意义上能帮助人类全体是个未知数。

诸如焦虑、死亡、伪造自我与本真自我之间的冲突、民众的无个性、对上帝之死的体验等问题,几乎都不是分析哲学的论题。然而,它们却是人生的课题:人确实要死,人确实终生在本真与伪造自我的需求间奋斗挣扎,而且我们也确实生活在一个神经过敏性焦虑增长得很不相称的时代,就连那些以为自然科学技术可以解决所有人类问题的人,也开始把“心理健康”列在我们公众问题的首位。

因此,马克思主义和实证主义的人的画面是单薄的,过于简单化了。存在主义哲学,作为对这样一种简单化的反叛,力图掌握整个人的形象,尽管为此它也就必须去揭露他的存在中的一切黑暗和可疑的东西。正是由于这一方面,它才堪称对我们自己时代经验的一种本真得多的表达。

150多年前,哲学家康德就试图证明理性难免有局限;但是,西方人的心灵,是彻底实证主义的,只有当这样一个结论为科学所裁定时才可望被人们认真地接受。在本世纪,由于海森伯(5)在物理学上,哥德尔(6)在数学上的发现,科学终于赶上了康德。

我们必须看到,柏拉图的理性主义,不是一种“冷静”的科学筹划,一如后来欧洲启蒙时代可能自我标榜的那样,而是一种热情的宗教学说,一种理论,使人有可能从他一开始就最惧怕的事情、从死亡和时间中获得解救。柏拉图对理性这样异乎寻常的强调本身就是一种宗教冲动。

这次是中国古人留传给我们的:著名的阴阳两种力量的太极图,其中明与暗分置于同一个圆圈内的两极,黑暗部分为一个光的斑点所穿透,而光明部分也为一个黑点所穿透,象征着每一方都必须有所借于另外一方,光明需求黑暗,反之亦然,以便使两者都成为完满的。在柏拉图的神话里,首先出现了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分裂,这种分裂长期以来一直是压在西方人身上的沉重负担,直到二元论在现代文化中以最强烈的形式为人们感受到。

信仰和理性的对立,乃是有生命力的东西和合理性的东西之间的对立;而且,以这样一些措辞表达出来的这种对立,是今天的一个关键性问题。问题是,人的人格的中心应当放在何处才对:圣保罗把这个中心放在信仰里,亚里士多德则放在理性里。

从理性的观点看,任何信仰,包括对理性本身的信仰,都是悖论,因为信仰与理性是人的心灵的根本不同的功能。

柏拉图的学说是对我们现在所谓“本质主义”哲学的古典的和真正原型的表达,本质主义是主张本质在实在性上先于存在的。相比之下,“存在主义”是主张存在先于本质的哲学。西方哲学史就是本质主义和存在主义之间的一场漫长的冲突,这有时是清楚的,但更经常的是隐蔽的和含蓄的。

帕斯卡尔的心理学与圣奥古斯丁的不同。帕斯卡尔关于人类状况的看法属于历史上最“消极否定”的。萨特的读者一直抗议他的心理学太病态,或太“肮脏”,因而可能只代表当代巴黎颓废学派,幸好他们还可以考察一下帕斯卡尔:他们将会发现,他对我们普通人命运的看法,每一点都和萨特一样尖酸刻薄,又一样冷静客观。

当我们谈到帕斯卡尔(1623—1662,他本人是位伟大的科学家)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是在讨论一位像圣奥古斯丁那样的存在主义先驱。帕斯卡尔是一个存在主义者。

一个正处在动荡混乱或革命过程中的社会,势必要给个人带来苦难,但是这种受苦本身却能够使一个人更靠近他自己的存在。习惯和常规是罩在我们存在头上的巨大帷幕。只要它们安稳地处于适当的地位,我们就无须考虑生活的意义。它的意义似乎充分地体现在日常习惯的胜利中。然而,当社会结构崩解时,人便被猛地推到了外面,离开了他曾经主动接受的习惯和规范。在那外面,他的追问开始了。俄国人被推进到西方启蒙运动的“寒冷空气”中,又由于这个运动提出了理性、进步和自由主义等诸多理想

日常习惯是不是有时反而能让人开始考虑生活的意义?也许前提是那种不太忙碌的习惯,而不是996式的习惯,不过这种耗散某种意义上社会更加富足,才能使更多的人有条件来从另一个角度思考自己的人生。


然而,没有一个哲学传统并不必然地意味着没有一种哲学的启示:俄国人虽然没有哲学家,但他们却确实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而且这种取代或许并不完全是一种损失。当下一个世纪,专业哲学家海德格尔开始重新考察死亡意义时,他是以托尔斯泰写的一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为起始点的

这部小书一定要看看,放在kindle里已经很久了,但是没有勇气去看。很感兴趣自己在看过后会有怎样的想法和变化。突然发现俄国真的没有。


他们忽略掉的东西,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一个小说家的慧眼全都十分清晰地看到了:这就是说,随着现代社会变得更加组织化,并因此变得更加官僚政治化,它就在它的各个接合部积聚起地下室人一类的地位卑微的小人物,他们表面看来捉摸不透,实质上却是一群受挫和怨恨的怪物。

真是非常可怖的洞察力,让人开始想到自己所处的社会和存在于间的可能的卑微小人物,但是好在儒释道的哲学体系能影响这一批人,如果真的存在于地下室的话。


不过,或许正是由于把人的矛盾的恶毒性刻画得淋漓尽致,陀思妥耶夫斯基才成了人类存在真理的无与伦比的见证人。至少他抓住了作为现代生活基本事实的虚无主义,这一理解本身绝不是虚无的。

罗老师告诫我们要警惕落入这种虚无。


托尔斯泰本人也非常敏锐地感到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种气质性的反感,而且有许多年,他都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当作一个“病态的庸人”不予理睬。然而,这种观点后来改变了,到了晚年,《卡拉马佐夫兄弟》竟成了托尔斯泰的床头读物,一部他一遍又一遍地没完没了地读下去的书。这两位作家的言归于好是适当的,因为尽管他们所创造的文学作品和人性气氛差异甚大,但是他们两个却给哲学心灵带来了同样的启发。

俄国现实意义上的哲学家。


圣贤们——苏格拉底、佛陀、《传道书》(15)、叔本华——的智慧都只告诉我们,面对死亡,生是无意义的,而且还是一种恶;但同时,对这些圣贤思想一无所知的亿万普通人却不断地生活下去,生儿育女,使人种永存。托尔斯泰说,生活的意义,如果有的话,就必须在这些普通的灵魂里面去寻找,而不是到这人种里的大智者里面去寻找。无论有什么样的终极意义,它总是生命的而非理性的。一介农夫正由于其无知而比博学的圣彼得堡的专家学者更加明智。

这个人物对于伊凡·卡拉马佐夫来说确实就是恶魔,一个最残忍地毁掉他的自负的恶魔;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心理学家的天才,或许从来没有比在这一节里发挥得更恰到好处的了。尼采自己在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曾经说过,他是惟一的一位他自己曾从之学到一些东西的心理学家;这个评论非常真实,而且它的意义比尼采自己觉察到的还要深刻些。

如果万物都在无限循环中自行重复,如果人必定照他现在的卑鄙笨拙的形态再次到来,则人还能有什么意义呢?对尼采来说,永恒轮回的观念成了勇气的至高检验:如果尼采这人必定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生,拖着同样的病体,承受着同样的苦难,面对着这种绝对无望的前景说“是”,这不就需要对生命有最大的肯定和热爱吗?

结合加缪的西西弗结尾的看法,也是这样一个观点。因为在推石上山的苦难过程的背后,总有下山时对此过程的思考和认同,再次踏上同样的旅途。


我们便意识到科学技术本身已经表现成了一种力量,任何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学都得从属于它。如果俄国人在科学技术上决定性地超过了我们,则所有通常的政治算计都将落空。

政治学作为人类艺术的一切雅趣,诸如外交的机智和手腕、妥协、开明而自由的政策、亲善等,用来对付科学技术上的优势,就和人的衣饰及肉体的雅趣要用来抵挡一架推土机的撞击一样,毫无作用。人类成了机器的附庸,即使在传统人性的政治事务里也是如此。

尼采比马克思更加尖锐地表达了共产主义的真正的历史意义,尤其是共产主义对所谓落后或不发达国家所具有的特殊吸引力的真正历史意义:它是这些民族的力量意志,一种自己掌握自己命运创造自己历史的意志。对共产主义的这种强大而神秘的吸引力,我们自己的一些政治家似乎一点也不理解。而美国本身又如何呢?是的,我们仍然怀有个人享有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权利这类古老的自由主义理想。但是,我们现实日常集体生活的步伐却使我们卷入一种发狂的动力论中,对于它的终极目标,我们是不明确的。在世界各地,人类和各个国家都确切无误地依照尼采的形而上学行事:力量的目标无须加以规定,因为它就是它自己的目标,在追求它的过程里,即便停止甚至减速片刻都会落伍,都会跟不上别人。力量决不会停止不前的;正如我们现在在美国所说的,你要么在上升要么在下降。

我觉得这是一个落后民族对新思想的需求下的一场哲学运动,先进哲学思想对落后社会进行了摧枯拉朽的变革,而不是制度的变化。将俄国和中国从理所当然不同阶级认知带向了公正自由和尊严的追求。


根据海德格尔的看法,根本的心情是焦虑(Angst);然而,他之所以要挑选出焦虑作为根本心情,这并不是出于病态的气质,而只是因为只有在焦虑中,我们存在的这种此时此地性才能以其全部不稳定的和充满空隙的偶然性呈现在我们面前。

所以只有有了焦虑才有机会开始思考存在,而不再是沉迷于习惯的芸芸众生。


在海德格尔看来,虚无是我们自己存在里面的一种在,它始终在那儿,带着一种内在的震颤,这种震颤发生在由于我们全神贯注于日常事物而显得平静的表层下面。面对虚无的焦虑虽然有许多形式和伪装:时而颤抖并富于创造性,时而惊慌而有破坏性,但是,它始终像我们自己的呼吸那样,同我们自己须臾不可分离,因为焦虑就是处于极不安全状态中的我们的存在本身。在焦虑中,我们是既存在同时又不存在,而这也就是我们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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